一季报点评：平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C基金季度涨幅-3.63%

证券之星消息，日前平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C基金公布一季报，2026年一季度最新规模0.67亿元，季度净值涨幅为-3.63%。

从业绩表现来看，平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C基金过去一年净值涨幅为18.63%，在同类基金中排名1446/2296，同类基金过去一年净值涨幅中位数为27.51%。而基金过去一年的最大回撤为-10.58%，成立以来的最大回撤为-17.49%。

从基金规模来看，平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C基金2026年一季度公布的基金规模为0.67亿元，较上一期规模1823.58万元变化了4898.01万元，环比变化了268.59%。该基金最新一期资产配置为：股票占净值比86.01%，债券占净值比14.12%，现金占净值比18.05%。从基金持仓来看，该基金当季前十大股票仓位达70.04%，第一大重仓股为赛轮轮胎（601058），持仓占比为9.88%。

平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C现任基金经理为莫艽。其中在任基金经理莫艽已从业2年又46天，2024年3月1日正式接手管理平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C，任职期间累计回报为46.71%。目前还管理着4只基金产品（包括A类和C类）。

对本季度基金运作，基金经理的观点如下：2026年一季度,股票市场与世界局势都处于动荡之中,美伊冲突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到100美元以上。作为全球工业的血液,价格持续上涨的油价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空前的通胀压力。说实话,我们很难对未来的走势有相对清晰的判断,它有概率走向某个方向,也有概率走向另一个方向。退一步说,这些动荡对公司长远内在价值的影响真的很大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首先,股权资产具有很强的抗通胀属性,通胀说朴素一点就是钱变得不值钱了,原来需要花1元钱买一瓶水,现在需要花2元钱,未来2元钱的购买力和现在的1元钱相当——所以如果你持有的现金不能以超越通胀的速度增长的话,相当于每年都在变相折损。但是如果我们持有的是一家卖水公司的股权,由于未来一瓶水可以卖2元钱了,所以理想情况下,公司的收入和利润都会等比例翻倍,该卖水公司的合理市值同样会翻倍。而不仅仅是卖水公司,非常多的公司都会伴随着通胀获得收入和利润的扩张,所以股权资产理论上天然具有现金和债权资产所不具备的抗通胀属性。如果我们将股票市场作为自己财富配置的一环,并且不加以任何杠杆,不赌方向,不赌赛道,那么也不必因为市场下跌过于忧虑,持有我们所信任的公司,相信他们可以穿越如今动荡的时局,便足矣。更何况,我们如今或许正处于“东升西落”的关键转折点,要知道投资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其必须要相信的是这个国家未来是向上的,否则再努力的选股也难敌该公司坐在了下滑的电梯之上,巴菲特也曾表达过其非常幸运,因为出生在了美国。在丁昶先生《买入银行股》一书中,有如下说法:里根正循环的逻辑是,如果美元升值,该美国进口商品会变得更便宜,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得到缓解,于是政府可以进行更大的开支而不需要担心这样的开支会推升通胀,更高的政府开支使得GDP增长强劲,强劲的GDP增长会传导到企业的收入和利润上面,形成利好,使得企业的估值变得便宜。在海外投资者看来,这些企业变得更有价值,于是涌入其股市。由于海外投资者的外币涌入并兑换成美元,使得美元汇率继续保持强劲。于是周而复始,这个逻辑循环将不断强化,直至不能维持。该循环里面的问题有哪些呢?比如美元升值会导致美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滑,进口越多出口越少,则会导致贸易逆差,贸易逆差会导致美元流出,美元流出则会导致美元贬值;再比如随着财政赤字扩大,偿债负担加重,也会导致汇率承压……因此,该书中同时表示:“假设由于某种冲击,美股的估值水平出现系统性下降。那么在海外投资者看来,美国资产的吸引力下降,资本不再流入美国并转为流出。美元贬值,美国对外采购的成本上升,美国的通货膨胀加剧,购买力下降引发民怨,于是美联储被迫加息,同时美国政府不得不压低财政赤字率,最终货币和财政双双紧缩,企业经营恶化,并且进一步压低美股估值……”。所以,现在我们也应当很庆幸自己出生在了中国,值此时,“攻守之势异也”。报告期内,我们坚持着“基于深度研究和DCF思想计算预期收益率,并匹配以相应仓位”的投资策略。我们会在每次报告中,都以阐述DCF本质为开始,这样新的基金持有者也可以很快理解我们的投资,我们希望每个基金持有者都是出于对我们投资框架的认可而进行配置,我们也相信在这样的基础上大家可以一起走得更远。DCF的本质是追求内在价值的投资收益,而不是去赌下一天、下个月、下一年的股价上涨或者下跌,这就好像我们要去盘下家楼下的一个小卖部一样,什么样的价格你会愿意盘下这个小卖部?你一定会考虑它1年下来的平均客流量、平均销售额、平均净利润,因为你是老板,这家小卖部赚取的利润就是进入你口袋的钱,你需要衡量的只是这个店的收购价格和未来每年赚的钱,你的收购价格除以每年赚的钱,就是PE的概念。你看,你愿意支付多少价格买下它,跟有没有其他人出价没有任何关系,所以类似的,一个公司值多少钱,跟股价是多少在本质上也没有关系。至于这家小卖部的人流量是否会随着周围道路改道而改变,旁边新开的另一家小卖部对它的利润有没有威胁——这些你需要分析的东西,和对一个公司所需要的分析其实并无二样,DCF就是如此朴素。这次我们想要分享的话题是:怎么去评判公司管理的好坏?此话题往大了说就有些无止境了,毕竟世界各国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超大型的公司,而治国如治司,很多道理都是相似的。公司越大就需要愈发淡化人治,而强化法治,毕竟人力终有穷尽时,这里的“法治”其实就是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因此去感受管理制度的运行逻辑,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感受公司的“法治”情况,从而认知公司真正的内核文化。可若是真要谈及管理制度,我们不禁要感慨一句“管理之难,难于上青天”了,人性的复杂性导致了管理制度的复杂性,也就导致了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万全之策”,而世界上永远不乏未真正沉心思考过管理的人,此类人很容易对某项管理制度只见其弊不见其利,故而妄加评论,若是真让此类人去改善这一管理制度,其又会茫茫然不知所措,或者自以为是地操作一通却终将公司引入歧途。因此不得不说,保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看待管理制度,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总之,关于评判管理制度,我们总结了两个核心重点:其一是“是否遵循管理制度设立的初心”,其二是“管理制度制定者是否接受持续反思迭代”。为了阐明这一观点,我们想要在这里分享历史选举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注:以下内容涉及史实部分主要摘自钱穆先生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汉朝时期设立太学,普通知识分子也有机会进入太学学习,太学考试毕业分两等:甲科出身为郎,进皇宫做侍卫(当时要在朝廷任职,需先在皇宫做侍卫侍奉皇帝),遇朝廷需要人时就从侍卫里面挑选分发;乙科出身为吏,回到家乡地方政府任吏,即地方长官的从属。汉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但地方政府并不踊跃,汉武帝于是下令公议,不举孝子廉吏的地方长官应该如何处罚,于是乎无形中导致形成了定期的选举孝廉,即每郡每年都要选举出一两人来免责(乙科出身的太学生仍有希望被察举到皇宫里成为郎)。自从汉武帝以后,各郡每年都要新进两百多个孝廉入郎,于是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几乎都变成了郡国孝廉,而由于郡国孝廉很多是太学补吏出身,这就导致后面汉代做官的人渐渐都是读书人出身。由此可见,对于很多人而言,只是想着如何轻松愉悦地度过此生,毕竟汉朝是“刘氏”之天下,又不是“我”之天下,没必要为之心忧,所以就很容易在举孝廉一事上丧失主观能动性,就不得不加上惩罚以驱之。而一旦地方长官出于完成任务的心思去做,做得怎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到了东汉时期,由于郎署充斥着待分发任用的人才,于是就把无定期选举、特殊选举都无形搁下,仕途只剩举孝廉一条路。此时一方面郎署泛滥,一方面孝廉又成为参政的唯一途径,所以中央需要限制每年新进孝廉人数,而对于地方又要去争取孝廉名额,故而举孝廉渐渐演进到按照地方户口数比例分配定额也便是情理之中了,而推举的人才也渐渐就失去了孝子廉吏最初的原义。后面,汉朝中央还会在郡国察举之后再加上一番考试。可见这一政策从最初非常好的选贤任能的初心,逐渐变形为瓜分权利蛋糕的形式,甚至不可避免地由于关系和利益勾结,选拔出来的人良莠不齐,地方长官贤良就选拔真才,地方长官营私舞弊也可以不顾民意推选私人。而且举孝廉看似给予了普通民众出仕任相的机会,但实则不然,因为古代社会,读书机会并不易得,首先就是书本本身就不易得,汉代书籍仍以竹帛书写,很少纸张更无印刷(从这个角度讲,将造纸术和印刷术列为古代四大发明之二的确当之无愧),若是你生来便在一个读书家庭中,那么一切困难便都容易解决,虽然此时爵位不可以世袭,但书本却可以世袭,世代经学就可以世代从政。汉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官宦家庭,同时便也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当一郡太守就有举察权,如果连任几郡太守,就是门生故吏遍布朝野,这些人至少对他原来的举主是要报些私恩的,因此若是这些人未来又到了举主的老家做太守,必然会察举他的后人。所以每郡仅有的几个名额,便逐渐永远落在了每郡的几个家庭里,这就造成了后来我们所谓的世族门第。就汉代察举制度的初衷而言,实在不是一种坏的制度,至少他们已经懂得政府用人该有一客观标准,不该是血统的亲疏,不该是势力的大小,不该是富裕,也不该是兵强马壮,但时间久了,制度就变坏了。古今中外的一切制度,莫不如是,否则一项好的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就不需要后人来努力完善了。正是因为它不会一直好下去,才使得我们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然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任命陈群掌吏部,陈群始创九品中正制。该制度首先在中央公推德高望重者为“大中正”,“大中正”下再产生“小中正”,然后中央分发“人才调查表”,此表详列了个人的年龄、籍贯等信息,大中正和小中正就自己所知,把各地在中央的人士填入人才调查表,并加上评语,最后在人才调查表中将人才分为九个品次——不论是已经做官还是没有做官的。这一制度实施之后,吏治澄清,由此可见,曹魏得天下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这一制度很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在于人人想获得大中正填表,便纷纷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这会导致低效率且地方人才流失,当时陈群设定此政策时,是因为地方与中央已经失去联系,所以只能由中央大官兼任大中正,好让他推选其老家流离在中央的人士;第二个问题在于在职官员也要填表,而吏部凭此升迁在职官员,这就导致选拔人才和考核官吏混淆在一起了,上司不能自己提拔下属,下属便也开始不管本职工作,天天去市里坊间获取社会名誉,这显然有些本末倒置了,而陈群当时为何要让在职官员也一并填表呢?主要是当时为了把过去滥用不称职的一批人给清理出去,因此其设立时可以说是非常好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而一味沿用,就会导致后来的各种毛病。所以制度需要回归到第一性原理(解决现实问题,让体系高效且合理的运作),对管理制度保持持续的反思迭代是优秀管理者必备的品质。不过,九品中正制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治”氛围浓厚,中国传统观念与现代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区别在于,前者从贤,后者从众,因为中国传统认为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不过如果贤人实不贤,中正实不中正,整个人才选拔就会出现大问题,“上梁不正下梁歪”也是自然而然的后果。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仍然无法完全脱离“人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岗位难以定量的、客观的予以考核和评价,而一旦“人治”,就需贤人要贤,中正要中正,故而公司核心高管是重要观察的窗口,如果高管的品性有问题,只看眼前利益,任人唯亲,争权夺利,这个公司的管理就很容易有问题。唐朝针对此问题,改为自由报名中央选拔,即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要九品中正评定,只要去当地政府报名就可以参加选拔考试,地方官不得加以限制,在中央参加礼部组织的考试及格就称为“进士及第”,便有做官资格了。至于具体分发任用,则须参加吏部的二次考试,礼部考才学,吏部考实干,涉及明经、进士等科目,所以称为科举制,而且当时哪怕你并非世族门阀子弟,也可以借佛寺、道院读书。不过唐朝在实行科举制的同时,仍然保留了“门荫入仕”,毕竟门世族门阀对于当时维持统治稳定仍有着重要意义,但科举的重要地位却不可否认,不然唐高宗时期“门荫入仕”的宰相薛元超也不会感慨三个遗憾之一就是“不以进士擢第”了。唐朝科举,有公卷通榜制度,公卷就是考生把平常的诗文成绩送给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大佬阅看,大佬看完后大加赞赏,这样考生就已经成名了,通榜就是考后出榜不全凭考试时的成绩,而是参考社会和大佬舆论,不过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反而是被传为佳话的,并不算舞弊,因为考试的目的本身就是为国家选拔真才,明白了这个第一性原理,又何必在细节上计较较多。遗憾地是,随着时间推移,人性的恶就在此处显露出来了,有些人就要借此制度宽松之处作弊,到了中晚唐时期,科举过程中贿赂、舞弊现象愈发严重,权臣更是可以凭借喜好操纵科举,于是宋朝政府就不得不为防止作弊而把制度严密化,尽管严密化后有时又会导致背离第一性原理的初衷,但这实属两难。宋朝的时候严行糊名之制,后面为了掩盖笔迹甚至还实行了“誊录制度”,就是将考生原始试卷抄录供考官评阅以掩盖笔迹和记号,所以一切皆凭考试成绩,哪怕主考官有心要录取他平日的得意门生,但都寻觅不出该人之卷。然而如此严防死守,有时也难免遗漏真才,毕竟科举很多内容并没有正确答案,多凭考官主观评价。不过想必诸位也能想到,哪怕有糊名、誊录,仍然难以杜绝作弊,比如考生仍可以与誊录官员勾结,比如约定关节字眼……不禁令人再次对人性心生感慨。以史为鉴,评判一个公司的管理制度,将同样实非易事,所以其实我们在关注公司管理制度的时候,除了关心现有的一些制度运行,也更为关心制定制度的核心管理层:如果核心管理层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能够听取意见和建议,自己也有治理好公司的追求,不好的制度也能逐渐完善,从而真正实现制度设立的初心;而如果核心管理层好大喜功、不知员工疾苦、一言堂(往往导致身边围绕溜须拍马之辈),那么再好的制度也会有被不断放大的漏洞……投资的实践充满艰难,我们将不断完善投资框架,以在一以贯之的方法之下追求长期最好的正期望收益,在这一投资框架下,我们会孜孜寻觅股价低于其内在价值并且有着持久护城河的优秀公司,努力为持有人实现基金资产的稳健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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